钟睒睒:卖水的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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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的秋冬,浙江诸暨人钟子逸,很忙很忙。

10月,他作为国民党人,参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诸暨县党部;12月,又作为共产党人,主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诸暨城区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那时国共两党尚未决裂,国民党内的很多人同时也身兼着共产党员的身份,例如有一位姓毛的同志,之前还担任着中国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职位。所以,钟子逸身兼两职,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但是,此时的浙江,乃是处于军阀孙传芳的治下。国共两党联合的国民革命军从这年7月开始北伐,现已攻到浙江。所以杭州周边,各种明争暗斗,异常激烈。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对革命者严防死守。在这样的情况下搞地下斗争,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万分危险,何况是身兼二者。

好在,浙江全境很快就被北伐军拿下,钟子逸的父母妻子,不用再为他担心了。

但是,谁也想不到,更危险的时候,还在后头。

1927年春,随着老蒋在华东站稳了脚跟,他的屠刀开始砍向此前一直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

4月11日,国民党在杭州封城“清党”,钟子逸的上级何赤华被抓,不久遇害;钟子逸的亲密战友寿松涛也被通缉,被迫出逃。

钟子逸惊险逃过一劫,隐瞒了共产党员身份,在国民党内继续潜伏。

第二年,一个新的生命,给危难中的钟子逸带来了些许的慰藉:他的儿子出生了,起名为钟旭我。日后,钟旭我将以“杨翼”之名行走于世间,又称“钟杨翼”。

时间匆匆十几年。杨翼考上了上海的大学。也许是受父亲革命思想的影响,他报考的是偏向左翼思想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院系调整时并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学到可以大段大段原文背诵的程度。

1949年1月,21岁的杨翼开始在浙东游击区从事新闻工作;1950年调入《浙江日报》,从助理编辑很快当到编辑,再当到副组长;1957年3月,调入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成为政治宣传组的负责人。

这年的初夏,杨翼和妻子郭瑾,干了一件 “大事”。

郭瑾是一位普通干部,在肃反期间,由于被人冤枉,无缘无故关了100多天,出来后也没个说法。她咽不下这口气,便想方设法要为自己洗清冤屈。

1957年5月,恰好周总理陪同外宾来杭州,杨翼作为浙江广电部门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自然是知道领导人行踪的,便告诉了郭瑾。郭瑾大着胆子,在周总理会见外宾的酒店门口拦住了总理,反映情况。

有总理交代身边人过问,郭瑾被冤枉的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但如此一来,她也把原单位的人狠狠得罪了。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年轻的小夫妇做了政治上这么不成熟的事情,后果可想而知。很快,随着“反右”的深入,郭瑾和杨翼双双被打为“右派”,罪名就是“为肃反翻案”。

但这只是这个小家庭灾难的第一步。后来,随着钟子逸在1927年之后脱党的“黑历史”被揭发,杨翼也受到了牵连。

1960年代,郭杨二人被下放到诸暨农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此后一直到1978年,他们才回到杭州。

据他们在诸暨的邻居、作家梅芷后来的记述,此时的杨翼,“黝黑的脸庞,青筋暴突的粗糙双手……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看他的样子,不识字都有可能”。

戴着右派帽子下放诸暨,那是杨翼生命中最低谷的一段时期。不过,他的女儿钟暶暶曾经偷偷让算命先生给算了一卦,说他“一生事业老来隆”。

在杨翼50岁的时候,这句话开始应验。那年,随着中发【1978】55号文的实施,所有右派分子全部摘帽。杨翼回到了浙江省广播电台工作,后来事业上风生水起,成为省社科联的领导,直到1993年离休。

但是,更主要的应验,还要在后头,不过与他自己的努力就无关了,而是和当时跟着他下乡的孩子有关。

这个孩子,有一个大部分人都不会念的名字:钟睒睒。(读音和意思都是“闪”)。

2

 

 

钟睒睒出生于1954年。小学时,他跟着父母下乡到诸暨,在农村长大。

由于他的刻意低调,关于他的童年,未见任何资料记述。只知道他读到小学5年级,就辍学,被送去学泥瓦匠,后来又学木匠。

时间倏忽到了1977年,钟睒睒23岁。在农村当个泥瓦匠或者木匠,一辈子可能也就这样过去了吧。

但是命运又给他开了另一扇窗。那一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钟睒睒的妹妹钟晓晓报名参加高考,他也激动地跟着报了名。

但是,凭着他小学五年级的水平,要考上大学,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连考了两年,每次都离最低录取线差二十多分。最后只好放弃。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1978年起,在邓小平的批示和支持下,从中央到各省,建立了多所通过电视和广播上课的大学,简称“电大”。文革期间耽搁了教育,又没能通过高考的社会青年,很多都进了电大学习。

钟睒睒也成为了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现浙江开放大学)第一批学生。我未能查到他的具体入学年份和该校当时的学制,只知道学校的官网上写着他是“1985届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

电大是业余学习体制,钟睒睒此时另有正式的工作。随父母回城后,他先是在浙江省文联负责基建管理工作,后来转到《江南》杂志社。

很巧的是,当时杭州有一个长得像外星人的姓马的高考落榜生,正蹬着三轮给出版社运杂志,其中主要的一本,就是《江南》。也有资料说他俩当时都住在浙江省文联宿舍的同一栋楼。如果这一说法属实的话,那日后的中国两大首富,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交集了。

在省文联和《江南》没待多久,钟睒睒就进入了父亲早年曾经工作过的单位:《浙江日报》,在该报农村部当了一名记者。

1985年1月,刚过30岁生日不久的钟睒睒,取得了人生第一个重大成就:他的一篇报道,火遍了全国。

这篇名为《洪孟学为啥出走》的采访稿,不仅得到了浙报总编辑郑梦熊的社评推荐,还被《人民日报》专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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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中,钟睒睒写了一个自学成才的技术人才洪孟学的故事:他的科研水平非常高,但是在国营大厂里却处处受到压制,后来愤而出走到乡镇企业,受到高度重视,干成了一番大事业。

该文戳中了当时的国企体制存在的重大问题,也让诸多觉得“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强烈共鸣,所以在全国范围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读者纷纷来信讨论这个问题,以至于浙报专门开辟了“识才、爱才、用才——《洪孟学为啥出走?》读后感”专栏,连发了十几期读者来信。

顺理成章地,钟睒睒也成了风云记者。如果在媒体行业一直做下去,前途应该会很不错。

但对钟睒睒而言,比文章本身带来的荣誉和机会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不断采访牛人,开阔了视野,也积累了人脉。

在浙报5年,他先后采访了500多人,不仅了解了各行各业的情况,还和其中的很多成为好朋友,日后有的成为他事业的合作伙伴,其中就包括洪孟学。

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设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大量的资金和优惠的政策迅速向这个海岛倾斜。一时之间,“去海南淘金”成为一股全国风潮。冯仑、潘石屹、海航陈锋、爱尔陈邦等人,都是在那前后到的海南。

当时,海南的种种新闻,也是《浙江日报》报道的重点。钟睒睒每天看着浙报上刊登的海南热火朝天建设的新闻,自己也激动得热血澎湃。终于,他坐不住了,向报社提出了辞职。

钟睒睒的辞职,引起了报社领导的左右为难。因为当时体制内裸辞出来的毕竟是极少数,何况钟睒睒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最终,领导还是没有阻拦他,而是作为人才合理流动的问题来处理。

于是,钟睒睒顺利离职,成为浙江省新闻记者“下海”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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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睒睒的第一份事业,完全是文人的想法,而且志向极其远大:要办新中国第一份私营的报纸。

他做了充足的准备:物色好了编辑、记者;联络好了供稿的各领域专家和实业界人士;甚至拿到了统一刊号CN46-0014;在一些报纸和杂志上发了创刊启示。

1989年7月1日,这份名为《太平洋邮报》的报纸发行了第一期。上面不仅有质量还不错的文章,还有由全国79家企业、工厂、报社及其他组织发来的祝贺,甚至还拉到了上海针织四厂和蛇口港的广告。

在创刊词中,钟睒睒激动地写道:

“在世界邮报之林中,中国第一张邮报——《太平洋邮报》,应亚太时代之运,乘中国开放之潮,破土而出!……她将努力发挥自己的媒介作用,帮助中国实业界、理论界打开‘门户’,走向世界;帮助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投资者透过‘窗口’,了解中国。”按照这个架势,这份每周一刊,每刊四版的报纸,看起来前途十分远大。

但是,《太平洋邮报》的起飞之日,也就是坠落之时。由于种种原因,第一期,就成了最后一期。钟睒睒前期的所有投入全部打了水漂,只能另寻出路。

好在钟睒睒此前作为浙江日报记者,认识的各种奇人比较多,他便和别人合伙办了一个蘑菇厂。

这是钟睒睒弃文从商真正的开始。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入进去,做起了蘑菇种植基地。

但没想到,他种的蘑菇根本就不适应海南的气候,种来种去都不成功,只好关闭。当时他已经欠了一屁股债,连种蘑菇的农民工资都差点付不起。他咬着东拼西凑,把农民的工资都结了,宁可自己一身债,不欠农民半分钱。

蘑菇种失败后,钟睒睒又改卖窗帘。那时是海南的基建热潮期,窗帘生意很好做,慢慢地有了一点眉目。

好不容易攒下几万块钱,钟睒睒又回过头去搞他心心念念的养殖业,这一次是养对虾。结果不久又赔得一塌糊涂。

不过,经过两年多的折腾,他在海南的人脉关系倒是搞得很熟了。当时,老家杭州有一个工厂,做了一种产品热销到全国,正在各地招代理商,他拿下了这家工厂在海南和广西两省的代理权。主要代理的产品叫做:娃哈哈儿童营养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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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娃哈哈火遍全国,“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和“妈妈我要喝”的广告,每个小孩都耳熟能详。所以钟睒睒拿到两个省的代理权,等于拿到两台印钞机,很快就大赚了一笔。

看到这钱这么好赚,钟睒睒就一心想赚更多,把货串到与海南隔海相望的广东湛江去卖。

凡是采用过代理模式或者做过经销商的都知道,跨区串货是大忌,是商家绝不可能忍受的。所以钟睒睒此举被娃哈哈发现后,代理就做不成了,只好再做其他的。

不过此时,他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本,也有了经商的经验,缺的只是一个市场机会。

很快,他就找到了这个机会: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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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保健品是一个很特别的行业。这里有过无数成功的故事,也有无数人在这里面栽了跟头。因为这个行业太暴利,来钱太快,而且成功与失败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营销,所以容易大起大落。

早年的太阳神,稍后的中华鳖精、三株、红桃K,后来的脑白金等,都是曾经叱咤风云的玩家。

1992年,中国的保健品市场已经超百亿规模;其中的领头企业太阳神,已经做到13亿的营业额。要知道,那时候华为才刚刚突破一个亿;名满天下的巨人集团,要到1993年才做到3.6亿。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钟睒睒成立了一家名为“养生堂”的公司,进入到保健品行业。

日后回顾这一决定,他说道:“一个小企业要发展壮大,他所经营的种类必须具有唯一性,而且必须是暴利的。因为没有规模效应来供你慢慢积累。”

养生堂公司的股东名单中,有一个我们已经熟悉的名字,叫做“洪孟学”,正是钟睒睒当初报道过的那位技术人才。

在洪孟学的技术支持下,养生堂做出了一款产品,名曰“龟鳖丸”,就是把龟鳖用极低温速冻的方式碎成粉,再做成胶囊。

这个产品本身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只是迎合了“甲鱼大补”的传统观念,推出市场后卖得还不错。

钟睒睒的营销天分从这里开始展现。他打出“早晚两粒龟鳖丸,好过天天吃甲鱼”的广告,后来又升级为“养育之恩,无以回报”的系列广告,成为很多人挥之不去的荧屏记忆。

此外,他还精心设计了“寻找十大类千名病友”、“百名抗病勇士”和“百名特困病友” 寻访、“100%野生龟鳖海南寻真”等一系列事件营销,再加上当时马家军正在大力推广“中华鳖精”,使得“龟鳖养生”这个概念大火特火,所以养生堂龟鳖丸很快就做起来了。当时,仅浙江一省,一个月都可以卖到2000多万的销量。

龟鳖丸做起来后,为了扩大保健品业务版图,他看上了浙江一家生产保健酒的老牌企业。经过谈判,对方同意200万元卖给他。

钟睒睒到酒厂去实地考察,结果厂子没看上,却相中了厂子旁边的一汪湖水,那就是千岛湖。

千岛湖原本没有湖。新中国大干水利的时候,围截新安江,建成了新安江水库,后改名“千岛湖”。何加盐曾有幸泛舟湖上。此地风景极其优美,湖水清澈甘醇,手掬即可饮。所以留下很深印象。

但普通人与商人的不同就在于:普通人去了,只不过感叹一声“这水真好”;而商人去了,却想着把这水变成商品。

钟睒睒马上改变主意,不做酒,就做水。

1996年,他成立了“新安江养生堂饮用水公司”(1997年变更为“浙江千岛湖养生堂饮用水有限公司”),拿下了千岛湖水的独家开发权,开始了卖水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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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饮用水市场上,最畅销的水是纯净水,如“27层净化”的乐百氏、“我的眼里只有你”的娃哈哈,都是市场佼佼者。

钟睒睒刚开始也做纯净水,但同时,有了千岛湖水在手,他也推出了主打产品:天然水,并起了一个日后将传遍全中国的名字:农夫山泉。

1997年和1999年,钟睒睒先后推出了两条可以位居中国广告史上最经典之列的广告语:

“农夫山泉有点甜”;

“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如果你听到这两句话都觉得很耳熟,就可以知道农夫山泉的广告有多成功。

随着农夫山泉一系列广告的狂轰滥炸,再加上赞助1998年世界杯的央视转播,以及成为中国奥委会选定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专用水,农夫山泉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品牌。

但对钟睒睒个人而言,最经典的一役还没开始。

2000年4月24日,养生堂公司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本来是借当时在千岛湖建成了亚洲最大单体水厂做一个宣传活动,但是在发布会上,钟睒睒突然抛出了一个大新闻。

他说,经科学实验证明,纯净水对人的健康无益,为了对消费者健康负责,养生堂不再生产纯净水,全部生产天然水。

随后,养生堂公司采取了一系列的攻势。例如在中央电视台投放广告,广告内容是老师带着小孩做科学实验,用两瓶水分别浇灌两朵水仙花;一周后,浇灌天然水的水仙花比浇灌纯净水的要长得好。在广告末尾打出字幕:养生堂宣布,停止生产纯净水,全部生产天然水。

更厉害的是,钟睒睒继续采用了他特别擅长的事件营销:在全国范围内选择21个城市的2700所小学,开展“争当小小科学家活动”,“小科学家”的主要“科学活动”,就是做水对比试验。

钟睒睒这一招,等于完全重新定义了整个瓶装饮用水市场,直接把所有生产纯净水的厂家逼到了墙角。

在沉默了一个多月后,纯净水厂家终于奋起反击。6月8日,娃哈哈、乐百氏、怡宝、景田等69家纯净水生产企业在杭州集会,集体声讨养生堂。他们在公开信中声称:

养生堂用偷梁换柱、伪科学的手段从整体上否定和贬低纯净水,是不正当竞争;纯净水有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卫生局的两个标准来管理,符合标准的纯净水是安全、卫生的健康饮用水;养生堂的所谓“天然水”,实际就是水库水,容易受到各种污染;水仙花实验是对消费者的愚弄和误导;“争当小小科学家”活动,打着科学之名,实际上是伪科学,不仅起不到开发智力的作用,反而使他们容易产生对科学实验的片面认识,严重影响少年儿童全面的科学的世界观的形成……

平心而论,那个水仙花实验,确实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毕竟,如果用粪水去浇灌,水仙花说不定长得更好,但这不能说明人应该放弃纯净水和天然水,转而选择粪水(这里笔者并不是说哪种水好或不好,只是想说明这个水仙花对比实验不能作为某种水好或不好的证明)。

而让小学生去做这样的“科学实验”,用来暗示天然水比纯净水好,确实是对科学精神的伤害而不是促进。所以,钟睒睒当时弄的这些广告和活动,引来了巨大争议,也就不足为怪。

后来,法院也判定养生堂涉及不正当竞争,罚款了事。

但是从企业营销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本身是一次极其成功的超级事件营销。钟睒睒的发布会、央视的广告、“小小科学家”的活动,以及竞争对手的反应和由此引起的争议,是打多少钱的广告都达不到的效果。正是从那以后,纯净水在国内饮用水市场的份额逐渐萎缩,而天然水的市场份额却逐渐扩大。

若干年以后,钟睒睒又故伎重演,搞出了“天然水比矿泉水好”和“弱碱性水比弱酸性水好”两场大战。前者让矿泉水康师傅的生意一落千丈,后者也让怡宝深受打击。

更厉害的是,农夫山泉对“弱碱性水”的宣传,把“弱碱性水更利于健康”这个存在争议的概念,成功地植入到很多人的脑海中。相信现在正在看本文的读者,应该有很多也是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的吧。

在钟睒睒高超的营销技巧带动下,农夫山泉越卖越好。在2000年结束时,农夫山泉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19.63%,成为中国瓶装饮用水的第一品牌。此后的大部分年份,它都保持了第一或者第二的位置。目前依然占据着这个领域大概1/5到1/4的市场份额(不同年份会有波动,大体在这两个数值左右)。

除了农夫山泉这个品牌之外,钟睒睒还推出了不同领域的多个品牌,并创造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宣传语。例如朵而胶囊的“以内养外,补血养颜”、清嘴含片的“想知道清嘴的味道吗”、农夫果园的“喝前摇一摇”等,都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此外还有“尖叫”、“水溶C100”、“成长快乐”等,也都打造成了全国知名的品牌。

从这个成绩来看,钟睒睒是中国商人中当之无愧的营销高手,与段永平、史玉柱等以营销见长的知名企业家相比,亦不遑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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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的公平之处在于,当一个人认为可以操纵人心的时候,人心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反噬他。这样的例子,从政界,到媒体,到商界,我们都已经见过无数。

钟睒睒在营销上的“侵略性”,也给农夫山泉日后埋下了隐患。

2013年4月9日,华润怡宝纯净水牵头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开会,发布了《中国瓶装水企业社会责任倡议书》。

会上提到:

近年来国内水源污染事件频发,部分企业水源地遭受质疑,饮水安全存在隐忧等问题,行业内企业有义务更有责任为消费者构建饮用水的安全屏障。

而倡议书中写明:

生产所用原水必须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饮用水生产企业,应按照相关标准和法规对水源地进行严格保护;合法、科学、真实、准确对瓶装饮用水进行宣传,杜绝夸大产品功能及宣称保健作用的现象,正面引导瓶装饮用水消费行为。

不管是会议讨论还是倡议书的文字,剑锋所指,不言自明。

在这个会的第二天,北京的《京华时报》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农夫山泉被指标准不如自来水》。文章称农夫山泉执行的是浙江省制定的DB33/383标准,该标准中有些条款要求比国家制定的国标GB5749《生活饮用水标准》要低;同时农夫山泉在广东万绿湖生产的瓶装水,没有采用广东标准,而是用了某些指标相对更宽松的浙江标准。

这篇文章在网上被广为传播(用钟睒睒日后的话说:“第二天有一万多次的转载,所有的媒体没有一个不报道的”),一时之间把农夫山泉置于风口浪尖。

4月11日,农夫山泉在新浪微博通过官微回应,称其产品品质始终高于国家现有的任何饮用水标准,并直接点名:我们有理由相信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就是华润怡宝。

但这仅仅是双方交锋的第一回合。其后,《京华时报》连续28天以67个版面、76篇报道和农夫山泉对战。这是中国媒体史上罕见的一份媒体对一家企业如此密集的负面报道。

农夫山泉也多次通过微博回应报道的问题,期间还说过“信口开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京华时报》你跑不掉,也别想跑!”这样的狠话。

5月6日,农夫山泉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几百家媒体蜂拥而至,钟睒睒亲自上台回答问题。

现场的火药味十分浓厚,农夫山泉把《京华时报》写的几十份负面报道贴满了发布会的展墙,而《京华时报》的工作人员则在门口散发最新的报道农夫山泉负面的报纸。

除了回应关于“标准”的问题外,钟睒睒还对《京华时报》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回击,称“京华时报对法律失去敬畏”、“京华时报有没有权力在声明中自称是党的一家负有社会责任的媒体”、“(京华时报的所作所为)本质上讲是一种舆论暴力”等。

有记者问道,为什么以这么激烈的方式回应京华时报。钟睒睒说:

为什么用这么激烈的方式?你想都要命了,能不激烈吗?

期间,在钟睒睒提到京华时报没有采访农夫山泉就出了报道时,京华时报的记者站起来大声插话称:”你们从来没有给过采访的机会”。这引起了现场一片混乱,中间夹杂着农夫山泉工作人员“滚出去”的怒吼。钟睒睒多次请求保持安静,好不容易才让现场平息下来。

在后续回答京华时报记者提问时,钟睒睒说道:

“农夫山泉的尊严比金钱更重要……农夫山泉绝对不会为舆论暴力低头,也不会为自己的尊严失去颜面。”

此后,钟睒睒宣布永久性退出北京桶装水市场。农夫山泉并向法院起诉京华时报,向国家媒体监管部门举报京华时报等。

而京华时报,以及被钟睒睒点名指责的怡宝,也各自向法院起诉农夫山泉,各方乱战成一团。

这就是农夫山泉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标准门”事件,也是钟睒睒事业生涯中的一个重大挫折。

在当时来看,这件事似乎影响巨大。据事后农夫山泉董秘周力称,这些报道导致农夫山泉的销售受到很大影响,据估算利润损失达数亿元。

但是把时间拉长来看,2013年4到5月的这段经历,对农夫山泉的后续发展,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从2014年起,农夫山泉反而迎来了增幅最大的三年。而到此时,曾与农夫山泉激烈对战的《京华时报》,则迎来了停刊的时刻,从此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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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商人,如果一辈子能做成农夫山泉这么一家企业,已经可以算得上是功成名就了。但是对钟睒睒而言,农夫山泉只是他事业版图中的一部分而已。

另一个部分,是相对不大为人所知的生物制药。

1991年,当钟睒睒还在海南卖娃哈哈时,在两千六百公里外的北京,一家名为“北京万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中日合资企业成立了。

后来,这家企业经过几次股权变更,到2001年时,由香港新维全资拥有。

此时,农夫山泉已经名满天下,钟睒睒已经成为中国水业大亨,养生堂则从保健品切入到医药行业,与厦门大学有生物医药方面的密切合作。由于万泰此前也一直与厦门大学在这方面合作,所以钟睒睒也知道这家公司。当他听说香港新维想把万泰卖掉时,立马就接手过来,用1710万元,换得了万泰95%的股权。

纳入养生堂旗下的万泰公司,主要是从事体外检测的试剂、仪器和疫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这对于研发人员水平的要求非常高。

钟睒睒要求下属:“你们去找科学家,只要天天晚上12点以后还亮着灯的,不管是谁,不管是研究什么东西,你闯进去,问他要不要钱,给他钱。”

就这样,他在厦门大学找到了一位名叫夏宁邵的研究人员。

夏宁邵的出身很低,是中专学历,原来只是湖南娄底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后来到厦门大学工作,因为醉心于研究而与钟睒睒结缘,后来就一直合作。

在夏宁邵等一批科研人员的努力下,万泰研发出了我国第一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艾滋病病毒快速诊断试剂。后来,万泰逐渐成长亚太最大的艾滋诊断试剂生产基地,也是酶联免疫试剂领域的隐形冠军;这两年,又研发出我国第一个有自主产权的宫颈癌疫苗。

只不过,由于这些都不是大众日用品,所以不像农夫山泉那样为大众所熟知,也少有人知道万泰与钟睒睒的关联。

但投资市场却知道其价值。2020年4月,万泰生物上市,受其宫颈癌疫苗即将上市的消息助推,加上新冠疫情对疫苗行情的利好,市值很快就突破千亿。

而根据万泰生物的招股书显示,钟睒睒直接或间接拥有公司83.56%的股份。这一下子就让他置身于中国最有钱富豪之列。

但钟睒睒的露富之旅,才刚开了一个头。

5个月后,农夫山泉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4000亿港元。钟睒睒拥有的84.4%的股份,让他一下子成为中国首富。

虽然由于股价的实时波动,钟睒睒在半个小时之后就掉落到第二名,但是这已经足以让他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

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是在这时,才知道农夫山泉的老板姓钟,而且这么有钱。但他古怪的名字,依然让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读。我相信看本文的读者,大部分应该也是第一次知道“睒”原来念作“闪”。

当很多人还在热议“半小时首富”的时候,随着农夫山泉和万泰生物股价的不断上涨,钟睒睒在不久后悄悄地重回了中国首富的位置。

在福布斯2021年全球富豪榜上,他以689亿美元的身家,名列世界十三,中国第一;在胡润2021全球富豪榜上,以5500亿人民币,排名世界第七,中国第一。

在两个富豪榜上众多以高科技、互联网起家的大佬之中,这个主业是卖水的人,显得尤其特别。

8

我曾多次写过,人都是复杂的,商人尤其复杂。钟睒睒就是典型的代表。

他正式上学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后来拿个电大文凭,由农民而变成了文人,成为了顶尖的新闻记者。

而作为一个文人下海从商,又做成了最厉害的商人。在中国所有创业的文人里面,他是商业上最成功的一个,没有之一。

他的脾气很差,动不动就对下属发火。在企业的绩效评价表上,高管对他的打分最低的就是脾气不好,不善于倾听。

但是他对人又很好。曾经是他笔下人物、后来与他一起创业的洪孟学,虽然已经于几年前去世,但是三个子女和一个孙女至今占有农夫山泉2.381%的股份,按现在市值,价值约90亿人民币。他的妹妹钟晓晓和钟暶暶,妻子卢晓萍的哥哥姐姐,也都占有一定的股份,加起来高达6.44%,合200多亿人民币。

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农夫山泉捐赠了200多个车皮水给灾区,钟睒睒冒着余震的危险,在映秀、北川等地待了8天9夜。当时酒店已经震成危房,不让住,他签了生死自负的承诺才住进去。回杭州后,在机场面对记者询问灾情,他失声痛哭,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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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业上,他起家是靠着“龟鳖丸”,这在商业上虽然成功,但是从社会价值而言并不值得夸耀。在那个阶段,他是一个以利益为重的商人,但未必是一个胸怀天下的企业家。

进入饮用水行业后,他一方面展示了令世人惊叹的高超营销技巧,创造了多个教科书般的经典广告,但另一方面也四面出击,几度成为行业公敌。

他精心炮制的“纯净水对健康无益”、“弱碱性水对人体更好”等概念,虽然至今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已经影响了无数消费者的心智,让他们认定为这是毫无可疑的真理。竞争对手对此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

在生物制药行业,大众并不知道他的存在,但是他却悄悄地成为了细分领域第一,并给国人多次带来检测试剂或疫苗方面的福音。

他的成功,除了营销之外,更厉害的,也许是战略眼光和定力。

从90年代,钟睒睒就开始研究企业的长寿问题。他认为,企业的最高境界不是大,而是长远。所以后来他选择的都是“日不落的产业”,不管是做水,还是生物制药,都是人类永恒需要,永不过时的产业。用钟睒睒的话说:“考虑的每一个产品都是要考虑一百年”。

而在水的方面拿下千岛湖、万绿湖这样的优质资源,在研发创新方面搞定洪孟学、夏宁邵这样的优秀人才,则展现了钟睒睒看透问题本质、抓住事情关键的能力,以及敢于一掷千金的魄力,二十多年如一日坚守的定力。所有这些,让他立于了不败之地。

从钟睒睒的一生,我看到了一条非常明显的进化之路。

从小学生到电大生,这是学历的进化;从泥瓦匠到新闻记者,这是职业的进化;从失败的文人到成功的商人,这是事业的进化;从卖龟鳖丸到做疫苗,这是价值的进化……

现在的钟睒睒,已经做成了两家千亿级别的上市企业,并且拥有了全中国人里最多的财富。但这,就是他人生的最巅峰吗?

他的未来,还有没有更高的追求?如果要继续进化,超越现在,他会做什么,又该做到什么程度?

我看不透,也猜不到。

只能说: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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